这场战役的失败有一个根本性的原因：制空权

　　1944年10月的重庆，整个黄山官邸弥漫着一种令人窒息的压抑感。 　　几份加密电报的频繁往来，早已把中美两国推向了摊牌的边缘。 　　华盛顿传来的最后通牒措辞冷硬：要么让史迪威全面指挥中国军队，要么美援就此中断。 　　这不是商量，这是命令。 　　蒋介石看完电文后的表情，用“铁青”来形容都显得苍白。 　　站在旁边的宋美龄轻声说了一句让气氛更加沉重的话：“他们吃定了我们手里缺东西。” 　　缺什么？缺武器，缺飞机，缺一切能跟日本人继续打下去的资本。 　　宋美龄说完就沉默了。 　　她知道丈夫面临的不是简单的外交博弈，而是一个死局——接受，意味着交出主权；拒绝，意味着失去支撑抗战的唯一外部输血渠道。 　　就在同一时刻，史迪威在日记里写下了一段后来被广为引用的话。 　　他把罗斯福的电报比作“一包辣椒粉”，而他则亲手把这包辣椒粉递给了“花生米”。 　　史迪威得意洋洋地描述说：“这叉子直接插进了这个坏蛋的太阳穴，并穿透了他。” 　　但他注意到，蒋介石读完全文时“眼睛眨都没眨”，只是平静地说了一句“我知道了”。 　　这句平静的“我知道了”，后来被证明是这场较量中最致命的回击。 　　一根导火索的点燃 　　这场爆炸的导火索其实早就埋下了。 　　罗斯福对蒋介石的不信任在1944年达到了顶点。 　　7月初，罗斯福直接致电蒋介石，要求将史迪威从缅甸召回，让他“统率全部华军及美军”。 　　罗斯福的解释是“为了挽救中国战事免于崩溃”，但蒋介石不这么看。 　　一个盟国领袖要求另一个盟国交出全部军队指挥权，这在近代国际关系史上极为罕见。 　　更让蒋介石愤怒的是，当时中国军队虽然在豫湘桂战场上节节败退，但远未到崩溃的地步。 　　接获这封电报的那天，恰好是抗战七周年纪念日。 　　蒋介石认为这是对中国莫大的侮辱。 　　7月15日，罗斯福的第二封电报语气更加粗暴，直接威胁说如果中国不能努力作战，“两国此后将无继续合作之基础”。 　　这话说得很重了。 　　蒋介石在日记里写道：“余今已突入陷阱之中，四面黑暗，遍体鳞伤。” 　　7月21日，他又写：“自本年七七以来，每闻罗有来电，无不疑惧战兢。以其非威胁即压迫之电，皆为余之耻辱临到之时也。” 　　9月1日，他写道：“此事为十年来所未有之耻辱。处境至此，悲惨已极。今日环境，全世界恶势力已联络一气，来逼迫我，污辱我，似乎地狱张了口，要等待吞吃我。” 　　但蒋介石没有选择低头。 　　他在日记中告诫自己：中国必须开始准备单独对日作战。 　　这不是随便说说的，他已经开始评估“恢复独立抗战之姿态”的实际可能性了。 　　马歇尔为什么力保史迪威？ 　　要理解这场冲突，光看重庆和华盛顿之间的电报往来是不够的。 　　在华盛顿的决策圈里，真正站在史迪威背后的人是马歇尔。 　　1944年6月，史迪威收到了来自东南亚战区盟军总司令蒙巴顿的最后通牒——英国人实在受不了史迪威了，坚决要求把他赶出东南亚战区。 　　蒙巴顿的这个要求直接递到了马歇尔手里。 　　马歇尔面临的处境非常尴尬：一位美国陆军上将竟然被盟邦视为“不受欢迎人物”，他必须在短时间内给英国人一个交代，同时还要给史迪威找一份体面的新差事。 　　中国战场成了马歇尔为史迪威设计的“避风港”。 　　按照这个逻辑，史迪威之所以被推到中国战场的指挥权问题上，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在东南亚已经混不下去了。 　　齐锡生教授的研究指出，美国政府此举的真实动机并非外界以为的“挽救中国战局”，而是为了顾全印缅战场上的美英关系和美国自己的脸面，简单粗暴地把史迪威空投到中国战场，全然不顾这将给中国带来什么样的震荡。 　　马歇尔不愿意失去史迪威，这是事实。 　　史迪威是他的老部下，两人关系深厚。 　　马歇尔在华盛顿为史迪威撑腰，让蒋介石的多次撤换请求都无功而返。 　　但马歇尔对史迪威的支持不是无条件的，英国人施压之后，他确实面临必须给史迪威重新安排的困境。 　　赫尔利的中途倒戈 　　罗斯福在1944年8月派了私人代表赫尔利来华。 　　赫尔利的使命有五项：防止国民政府崩溃；支持蒋介石任共和国总统和军队统帅；协调委员长与美军指挥官的关系；促进中国战争物资的生产和防止经济崩溃；为打败日本统一所有中国军队。 　　但赫尔利一到重庆，情况就开始发生变化。 　　蒋介石在赫尔利面前历数史迪威的不是，语气极为坚决：“我已下决心，请罗斯福总统调回史迪威，另派一位能合作的高级军官来接替参谋长职务。” 　　蒋介石甚至以事关主权和人格相要挟，表示“决不接受任何强制命令，否则任何牺牲均所不恤”。 　　这番话的效果是立竿见影的。 　　赫尔利被说服了。 　　10月10日，赫尔利致信罗斯福，措辞极其直白：“我的意见是，如果你在这场争论中维护史迪威，你将失去蒋介石，并且还会连同失去中国……如果我们让中国崩溃，美国势必在中国遭到失败……我谨建议你解除史迪威将军的职务。” 　　罗斯福派来调解的人，最终成了压垮史迪威的最后一根稻草。 　　蒋介石的反击 　　罗斯福没有立刻接受赫尔利的建议。 　　他在10月6日的电报中做了让步，表示可以接受解除史迪威的参谋长职务，不再让他负责租借物资，但坚持史迪威仍须负责指挥在缅甸及云南的中国军队，以保证中印空运的进行。 　　蒋介石拒绝了。 　　他不但不会再给史迪威任何指挥权，还强烈要求将其调离，甚至不惜付出美援断绝、两国绝交的代价。 　　蒋介石的底牌已经亮出来了：如果罗斯福继续逼迫他交出指挥权，他就恢复“独立抗战之姿态”。 　　这不是虚张声势。 　　从他在日记中反复写下“中国必须开始准备单独对日作战”来看，他确实在认真考虑这一选项。 　　罗斯福权衡之后做出了选择。 　　美国不希望失去中国这个能拖住大量日军的重要战场。 　　1944年10月18日，罗斯福下令撤换史迪威，改由魏德迈接手，同时将中缅印战区分割为缅印战区和中国战区，魏德迈只负责中国战区。 　　史迪威在10月19日的日记里写下了他最后的感受：“斧头已经落下来了，我被召回了，罗斯福用一把钝刀子割断了我的喉咙，把我踢了出来，但这伤不到我，为了美国的利益，我已经竭尽全力了。” 　　10月21日，史迪威离开了重庆，既无交接也无告别。 　　美军新闻处要求他“禁言”。 　　他站在舱门口向重庆阴云翻卷的天空望了最后一眼，说了一句“我们还等什么”，然后登上了飞机。 　　两年前的起点 　　这场持续三年的冲突，起点在哪里？ 　　1942年1月，蒋介石主动向美国发出邀请，希望美方派遣一位高级军官来华担任中国战区参谋长。 　　条件列得很明确：军衔中将以上，人品可靠，最好不了解中国旧情，以免“多事”。 　　但美国陆军参谋长马歇尔选中的人偏偏是约瑟夫·史迪威——一个四次来华、汉语流利、在中国生活了十几年的“中国通”。 　　宋子文在华盛顿听到这个名字时愣住了。 　　他后来在给蒋介石的电报中说，史迪威是个“非常傲慢的人”，思考问题都以美国利益为中心，是以“救世主”的姿态来到中国的。 　　但美方的人选已定，宋子文无法推辞，只能回电用“人极诚朴”四个字勉强接受。 　　1942年3月6日，史迪威抵达重庆。 　　第一次会见蒋介石时，他打开公文包，掏出了一份让人瞠目结舌的职务清单：总统特命全权代表、美军驻华司令、驻印军总指挥……以及中国战区参谋长。 　　八个职务集于一身，这哪里是来当参谋长的，分明是来当“太上皇”的。 　　蒋介石听着这份清单，眉头紧锁，但最终还是压住了情绪，点头表示接受。 　　据侍从室官员回忆，史迪威走后，蒋介石一个人坐在会客室里，“面部阴沉，久久沉默不语”。 　　两人的合作从起跑线上就缺乏信任。 　　后面的故事不可能平稳。 　　缅甸：第一道裂痕 　　裂痕很快就被战争撕开了。 　　1942年5月，中国远征军第一次入缅作战。 　　史迪威掌握了指挥权，但蒋介石另外派了心腹林蔚设立“驻滇参谋团”，试图牵制。 　　更糟糕的是，英军只顾自己撤退，对中国军队的请求置之不理。 　　多头指挥加上盟友背信弃义，战局迅速崩盘。 　　这场战役的失败有一个根本性的原因：制空权。 　　日军完全掌握了缅甸战场的制空权，出动了400多架飞机，而盟军在缅甸的45架作战飞机早在3月份就被摧毁了。 　　亚历山大将军亲口向蒋介石承诺“数星期后将有324架飞机投入缅甸战场”，但直到缅甸战场全面崩溃时，这些承诺的飞机一架都没有出现。 　　蒋介石后来才知道，这些飞机全部被调去了北非战场。 　　缺乏制空权的情况下，中国远征军在缅甸战场上只能被动挨打。 　　十万远征军，伤亡总数达六万一千余人，其中有近五万人是在撤退途中死亡或失踪的。 　　大部分部队被迫穿越野人山原始森林撤退，变化莫测的气候、毒蛇猛兽和瘟疫吞噬了数以万计的远征军官兵。 　　史迪威自己狼狈地撤到了印度。 　　他气急败坏，连夜拟定了一份报告，提出三条硬性要求：全军整编、美籍军官担任团以上主官、处决无能将领。 　　报告送到重庆，蒋介石只看了开头，就知道双方的理念根本不在一个频道上。 　　蒋介石和他的军事顾问们认定，缅甸战败的主要原因就是史迪威太傲慢，无视蒋介石的建议，白白葬送了他最精锐的两个师。 　　“花生米”的由来 　　史迪威对蒋介石的轻蔑在缅甸战败后变得愈发公开化。 　　他曾在日记中写道，蒋介石的考虑只有“金钱、影响和职位”，阴谋诡计、欺骗出卖、虚假报道是他们唯一关心的事。 　　他称蒋介石为“花生米”，一个俚语中带有“渺小无能”意味的词。 　　史迪威日记中第一次使用“花生米”称呼蒋介石是在1942年7月19日。 　　他写道：“把商震找来，将关于收复缅甸的备忘录交给他，由他送给‘花生米’。这是试着让‘花生米’从过分的要求中走出来，并表明他乐于接受联合行动……” 　　称呼的直接导火索是什么？1942年6月，美国在未事先通知蒋介石的情况下，把中缅印战场的一些飞机突然抽调到中东去支援被德军围攻的英军。 　　这一举动激怒了蒋介石，他命令史迪威立即向华盛顿索要三个师、五百架飞机和每月五千吨物资。 　　史迪威以身份不符和美国生产能力不足为由拒绝了。 　　结果美国政府此后一段时间没有向中国战区提供任何战争物资。 　　不好对罗斯福发作，蒋介石就把火气撒到了史迪威身上。 　　从此故意不见不理他，对送来的备忘录也不回复。 　　两人的关系越来越僵，史迪威的日记里言必称“花生米”。 　　宋美龄的角色 　　史迪威与宋美龄的关系经历了一个有趣的转变。 　　最初，他在日记中说宋美龄“愚蠢”，称她为“皇后夫人”。 　　但很快，宋美龄以“直率开放，聪明伶俐”、“像个男人”赢得了史迪威的好感。 　　后来他送给宋美龄一个雅号——“白雪公主”。 　　1943年，当蒋介石要求罗斯福将史迪威解职召回时，宋美龄和姐姐宋蔼龄发挥了关键作用。 　　姐妹俩及时出面，在蒋介石和罗斯福之间斡旋说情，才使史迪威得以继续留任一段时间。 　　史迪威9月20日的日记记下了姐妹俩的调解过程：“晚10点动身去孔家。梅和埃拉。她们对‘花生米’做了工作……” 　　五天之后，史迪威带着备忘录去见宋氏姐妹，“她们认为它非常合理、正确，将使‘花生米’同意这个备忘录”。 　　10月17日，宋美龄打电话给史迪威，要他“大度一些，坚持一下”，表示愿意代他去见蒋介石。 　　“我犹豫了好大一会儿时间，但她们竭力坚持，我最终点了头。梅说，那我们马上就去做。” 　　正是宋美龄的这次斡旋，让“‘花生米’改变了立场，现在又讨人喜欢了”。 　　史迪威最终向蒋介石道了歉。 　　他走进蒋介石的办公室说：“委员长，请您不要介意！如果我有什么错误，请相信我唯一的目的还是为中国好，并非出于对委员长的不尊。” 　　蒋介石当即也笑了，说：“何必这样。我也是个脾气不好的人。都是为了共同的抗日事业。今后我们一起继续战斗。” 　　但史迪威的道歉并非本愿。 　　当天晚上回到住处，他提笔记下了日记：“这是一次该诅咒的经历，男子大丈夫做事从来无悔，想想真是可笑之极。一条响尾蛇没有发出响声就咬人了。” 　　宋子文的徒劳奔走 　　宋子文在这整个事件中扮演了一个尴尬的角色。 　　1943年9月，宋子文在华盛顿积极游说，试图撤换史迪威。 　　9月29日，他密电蒋介石，报告说已经和美国政府达成了几份重要协议，包括“不惜以一切代价”来撤换史迪威。 　　他催促蒋介石立刻发电报给罗斯福。 　　宋子文的计划是：先让美方同意撤换史迪威，同时调整中国战区，在华盛顿另组包括中国在内的太平洋军事参谋团。 　　他计划在10月陪同蒙巴顿到重庆时，与蒋介石最后敲定此事。 　　美方甚至已经预定了史迪威的接替人选——后勤部长萨默维尔中将。 　　在途经印度德里时，宋子文就对萨默维尔透露说：“事情正在成功，他与大元帅（指蒋介石）一同进行了谋划。” 　　宋子文完全没想到蒋介石会变卦。 　　1943年10月，当宋子文陪同蒙巴顿和萨默维尔来到重庆时，蒋介石的态度已经变了。 　　据蒋介石日记记载，10月15日他开始重新思考史迪威的去留问题：一是撤换后的代替人选，一是撤换的实际可能性。 　　蒋介石认为，马歇尔非常袒护史迪威，美国政府未必决心将其撤换。 　　他的决心动摇了。 　　16日，萨默维尔将蒋介石要求召回史迪威一事告知蒙巴顿，蒙巴顿强烈反对，说“如果指挥中国军队两年之久的官员在军事行动前夕被免职，他无意使用中国军队”。 　　蒙巴顿的观点对蒋介石产生了影响。 　　10月17日下午，史迪威向蒋介石表示悔过。 　　这很可能是在宋氏姐妹的劝说下做出的姿态。 　　18日一早，蒋介石召见宋子文，告诉他决定变更对史迪威的去留政策，因为史迪威已经表示悔过了。 　　宋子文完全没有思想准备，自悔对蒋介石“太忠”，愤而表示以后不能再为蒋介石“赴美再充代表”。 　　蒋介石最初沉默不语，但当宋子文表示今后不能再与蒋介石“共事”时，蒋介石突然爆发，愤怒难禁，严厉斥责，令其“即速滚蛋”。 　　据侍卫回忆，宋子文走后，蒋介石气得摔碎了一只精致的青花瓷碗。 　　驼峰：另一个角力的战场 　　史迪威控制的不只是军队指挥权，还有一个让蒋介石更加无法容忍的东西——美援物资的分配权。 　　史迪威兼任美国援华物资监理人，掌控了所有美援装备的申请与分配。 　　这意味着什么？意味着中国人自己出人、出命去打仗，用什么武器、拿多少弹药，却要一个美国人来决定。 　　1942年，日军攻陷缅甸，切断了滇缅公路，中国最后一条对外联系的国际通道被掐断了。 　　中美两国不得不开辟一条新的运输线——“驼峰航线”。 　　这条航线西起印度汀江和阿萨姆邦，东至中国云南，横跨喜马拉雅山脉，海拔均在4500到5500米上下，最高达7000米，山峰起伏如骆驼的峰背，因此得名。 　　从1942年到1945年的约三年时间里，“驼峰航线”几乎成为盟军物资运入中国的唯一通道。 　　史迪威利用他对物资分配的控制权，在蒋介石面前拥有了极大的筹码。 　　他拒绝配合物资分配，阻挠蒋介石调动驼峰运输机。 　　当蒋介石在1944年豫湘桂战役失利后急调远征军精锐回国救急时，史迪威拒绝了，理由是“缅北反攻进程不可中断”。 　　蒋介石对史迪威的物资分配权极为不满。 　　1943年，宋子文在华盛顿提出了一个方案：最高级的组织如联合参谋团及支配军械委员会均应有中国代表参加；供给中国的军械，由中国直接申请，毋须史迪威或其他驻华美国军官过问。 　　这个方案得到了罗斯福总统助理霍浦金斯的赞同，但由于蒋介石后来改变主意，最终未能实施。 　　豫湘桂：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　　1944年，豫湘桂战役的惨败将两人的矛盾推向了新的极端。 　　日军发动“一号作战”，这是抗战时期侵华日军发动的最后一次大规模会战，也是近代日本陆军自建军以来参与的最大规模战役。 　　国军在正面战场节节败退，郑州、洛阳等38座城市相继沦陷。 　　蒋介石急调远征军精锐回国救急，史迪威拒绝了：“缅北反攻进程不可中断。” 　　两人隔空互斥，语气越来越难堪。 　　史迪威直接奏请马歇尔，要求掌握对华全部指挥权，甚至包括华北的八路军。 　　马歇尔竟大体点头，并追加四星上将军衔。 　　1944年9月，史迪威亲自将罗斯福的电报递交给蒋介石。 　　史迪威日记中得意洋洋地记录：“我把这包辣椒粉递给花生米，然后长舒一口气坐下，这叉子直接插进了这个坏蛋的太阳穴。” 　　但蒋介石的反应出乎史迪威的预料。 　　他面无表情地读完了电文，眼睛眨都没眨，只说了“我知道了”四个字。 　　当晚，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：“此实余平生之最大耻辱也。” 　　两天后，他让赫尔利转告罗斯福：中国军民不能忍受史迪威之侮辱。 　　他通过各种渠道向罗斯福表示，若再逼迫自己交出指挥权，就会“恢复独立抗战之姿态”。 　　魏德迈：一个截然不同的参谋长 　　史迪威离开后，接替他的是魏德迈。 　　这是一个与史迪威风格完全不同的人。 　　魏德迈上任后做的第一件事，就是撤换掉了对蒋介石态度恶劣的美军将领窦恩、菲利斯等人。 　　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：“此人为史迪威军下第一骄横侮华之人，美竟撤去，则援华之诚意又进一步矣。” 　　魏德迈愿意理解中国的现实境遇。 　　他通过亲身调查后认识到，中国政府“远不像史迪威和他的记者朋友所描述的那样，不愿作战，而是在抗日战争中表现了惊人的顽强性和耐力”。 　　魏德迈对国军编制与训练问题的批评并不比史迪威少，但他弃用了羞辱性语言。 　　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：“魏德迈等对我国军事与行动之批评，实令人惭愧无地，然而其热忱与直谅可感。不如往日史氏之阴狠，故余对之，但有兴奋与自反，寄予莫大之希望也。” 　　魏德迈与蒋介石之间的互动极为密切。 　　只要他在重庆，就争取每天与蒋介石会面，讨论的内容涵盖指挥系统、组织、作战及训练、驼峰运输、广西防务、战区重新划分等各项事务。 　　这些原本是史迪威来华时就应着手解决的问题，但一直被拖到魏德迈接任后才得以讨论。 　　魏德迈对中国怀有史迪威所没有的理解心与同情心。 　　他甚至理解蒋介石处境的复杂：美国人以为蒋介石“只要下命令，命令就会被执行”，但魏德迈知道，蒋介石“绝非发号施令的独裁者，实际上他不过是一种松散联合体的首脑，还要不时经历巨大的困难，取得别人对他的指挥权的服从”。 　　最后的回响 　　史迪威的名字并未被完全掩埋。 　　1945年1月，印度利多至云南的中印公路全线贯通。 　　这条公路后来被命名为“史迪威公路”。 　　但那位曾宣称“我有八个职务”的美国将军，只能在沉默中接受命运的安排。 　　史迪威回国后，先后出任美国第十军团、第六军团司令。 　　1945年8月15日，日本无条件投降，他出席了在“密苏里”号军舰上的受降仪式，又在琉球群岛上主持了日本的投降仪式。 　　他曾要求再次访问中国、探望老友，却遭到蒋介石拒绝。 　　史迪威十分失望，他深深感到蒋介石不希望他踏上亚洲的大陆。 　　他在一封信中写道：“满洲的情况难道不是奇观吗？这使我渴望甩掉手中的铁锹，到中国去扛起枪同朱德一道打仗。” 　　1946年10月12日，史迪威因胃癌在旧金山逝世。 　　蒋介石保住了自己在战区的指挥权。